来自 伤病处罚 2020-02-10 00:06 的文章

西班牙国王杯赛程南非足球队中国足协引援调节费和工资帽政策有哪些地方需要打“补丁”?

中国足协引援调节费和工资帽政策有哪些地方需要打“补丁”?

吕伟

编者按:

本文仅为个人学术研究,文中所获信息皆来自于新闻报道,文章观点仅为个人不成熟的理解,存在不周之处,还望读者海涵。欢迎各位读者转载,但请转载时标明出处,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近些年来,中国足协为了促进各俱乐部形成自我造血能力和稳定的财务能力,从制度层面想了很多办法,甚至请来普华永道这样知名的国际会计事务所来帮助。普华永道受委托后协助中国足协出台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例如引援调节费、工资帽制度。但是,这两项主制度可以说,从实施至今均被各俱乐部以各种合规形式进行了堪称完美的规避。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水里游着的鸭子永远比岸上的捕鸭人更清楚水流的温度、走向和流速。永远知道怎么走可以完美的躲避捕鸭人。

一、引援调节费政策的规避问题

2017年中国足协下发的《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足球字(2017)254号}的要求,为限制职业足球俱乐部追求短期成绩,高价引援,规范球员转会行为,维护职业足球联赛市场秩序,促进职业足球健康,稳定发展,参考各俱乐部意见建议,中国足协决定在这一政策从2017年夏季转会期开始实行,对于亏损状态的俱乐部将征收引援调节费,外援的引援调节费不得超过4500万人民币/人次,内援不得超过2000万人民币/人次,如果引援超过限额的,则需要缴纳等额的引援调节费。这一制度也被球迷戏称为奢侈税制度,这里的奢侈有两层含义,第一,转会费的奢侈数额,第二,缴纳等额的奢侈数额。

引援调节费制度出台后,从当年度的转会情况来看,各俱乐部内外援转会皆为压线转会。中国足协事后做出的统计数据图呈现出一条笔直的直线。但是,从各俱乐部提交的转会协议和付款凭证来看,都符合了手续规定。事后,媒体从各个层面披露了一些俱乐部的转会操作以及中国足协后续出台的一些政策补丁,总结归纳如下:

第一种:以物换物支付型。转出和转入俱乐部签订零转会费的转会协议,交换双方心意的球员。该种模式下,转入俱乐部无需缴纳超标的引援调节费。同时,因为转会费为零,新俱乐部亦无需支付培训补偿和/或联合机制补偿。但是,这种操作模式受限很多,对于购买国外大牌外援几乎不可能,因此,仅能在国内少数关系密切的俱乐部之间相互操作。

第二种:搭售转会支付型。通过将超出引援调节费金额的部分,以搭售青少年球员的形式进行转会。转出和转入俱乐部之间原本是一笔球员转会,现在将变为两或叁笔球员转会。最终,现实球员转会不超标到达不缴纳引援调节费的目的。例如一名内援的实际转会费为3000万,在了达标在操作时,采取转会一名职业球员2000万,搭售两名业余球员分别为1000万。

第三种:租借变转会分拆支付型。转入俱乐部与转出俱乐部之间通过先签订租借协议,再签订转会协议,分拆实际的真实转会费,以此达到规避转会的目的。例如,一名外籍球员的实际转会费为8000万,首先签订一份为期6个月的租借协议,租借费为4000万,然后再签订一份4000万的永久转会协会。通过分拆支付的形式,合理的达到规避引援调节费的目的。

第四种:转会变违约赔偿支付型。通常球员工作合同中规定有违约金条款。如果球员无正当理由违约,则需支付一笔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通过都比较高,但是,在双方协商的过程中,俱乐部同意球员支付一定数额费用后给予其自由身。球员获得自由身后,选择加盟新俱乐部。这里的违约金条款与下述的买断条款存在区别,买断条款是在合同中约定俱乐部赋予球员正当解约的权利,并且不追究球员的违约责任(经济赔偿+体育处罚)。

第五种:转会加合作支付型。例如一名外籍球员的实际转会费为8000万,转会协议中约定的转会费为4500万,同时,双方俱乐部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内容多为青少年培养、教练员培养或冬训合作等名目)费用为3500万。最终,通过这种方式达成支付实际转会费的目的。

第六种:触发买断条款支付型。由球员自己支付一笔买断费与俱乐部解除合同,球员成为自由身,选择加盟新俱乐部。国际上除了西班牙专门颁布了相关法令,以立法的形式要求球员与俱乐部签订的工作合同中必须设定买断条款外,其他各国均为采取立法的形式要求球员工作合同中设定买断条款。但是,各国法律也未明确禁止球员工作合同中不得约定买断条款。实践中,球员工作合同中的买断条款多被认可。因此,这一做法也成为了规避转会费的一种途径。俱乐部向球员支付买断费,球员触发自己合同中的买断条款,得以成为自由身,然后选择加入转入俱乐部。

总结来看,上述俱乐部规避足协引援调节费的原因除了节约成本外,还在于足协强制缴纳等额的引援调节费政策过于苛刻。中国足协在制定政策前,仅是从立法目的角度进行了评估,而未从效益成本角度予以考虑,所制定的政策是否能够被适用和遵守,如果一项制度普遍被规制对象以消极或变相的形式规避,立法者就应当反思这一制度的合理性。

2018冬季转会窗口,中国足协选择继续执行《关于2017年夏季注册转会期收取引援调节费相关工作的实施意见》(职局字(2017)83号),但是,对于实际中存在的漏洞和问题,中国足协有所察觉,并出台《关于执行收取引援调节费相关工作的补充规定》以此来完善制度漏洞。该规定明确了:

1.对在转会过程中,采取支付球员与原俱乐部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等形式,球员与原俱乐部解除合同,以自由身形式加盟国内新俱乐部的,以所约定违约金的费用为标准计算引援调节费用。

2.新俱乐部与其所引进球员的原所属俱乐部签订球员“租借变转会”等形式的合同,租借该球员后,正式办理转会手续的,以合同中约定的租借费、转会费总额计算引援调节费用。

2019年赛季,引援调节费制度没有进行修改,仍然继续执行。2020赛季,中国足协出台《关于2020赛季职业联赛政策调整的通知》,这一通知对于引援调节费进行一定的调整,即调节费征收由全额收取改为差额收取(即只对转会费超出标准部分征收调节税)。举个例子来看,一名外籍球员的转会费为5000万,按照2017年规定的收取方式,俱乐部除了支付5000万转会费外,还需要向足协缴纳5000万引援调节费,合计支付1亿元。按照2020年新规定,俱乐部仅需缴纳超出的差额500万部分。显然,全额收取变为差额收取这一制度变化,更加切合实际,既抑制了球员天价转会的不盛之风,也给予真心想引援又不想变相违规的俱乐部进行了制度指引,从某种程度上说,等额变差额是一种制度修正的进步。

二、工资帽政策的规避问题

中国足协曾今一度出台过球员工资限额标准,但是,随着足坛假赌黑事件的影响,致使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跌倒低谷,一些俱乐部掀起的金元足球潮,使得联赛上座率开始回升,在这种背景下原来限制薪酬的制度也就名存实亡了。于是,随着水涨船高天价薪酬开始成为常态,俱乐部经营状况和财务支出严重不对称,2017年中国足协委托普华永道到各家俱乐部财务尽调后,发现整个联赛几乎没有一家俱乐部不亏损,这一现状让中国足协意识到,整个足球领域的泡沫已经非常的严重,俱乐部在薪酬方面的支出高达80%以上。

然而,比较讽刺的是,中国职业联赛有越来越多的大牌球星到来,联赛精彩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国足的水平却越来越差,从输泰国到越南,再到与印尼这样的鱼腩都勉强取胜。天价薪酬与国足无底线输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球迷和媒体声讨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面对媒体和球迷的压力下,中国足协艰难的推出了国内版的《财政公平法案》。2018年底,中国足协下发关于转发并执行《中超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2019-2021)》(足球字【2018】892号)通知,规定切实有效的减少俱乐部总投入,降低俱乐部成本,提高俱乐部经营能力和水平,做大职业联赛市场规模,对中超俱乐部支出限额、投资人注册限额、亏损限额、薪酬限额、比赛奖金限额五个方面进行了限制。

在工资部分,明确规定:国内球员个人薪酬最高(不含奖金)不得超过税前1000万。参加2019年亚洲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的国家队球员在个人最高薪酬限额基础上,上浮20%执行。

这一规定的适用对象仅为国内球员,外籍球员的薪酬未做限制。然而,从俱乐部的支出来看,外援的薪酬支出才占俱乐部的财务支出的比例最大。中国足协区别对待的限薪政策,导致国内球员怨声载道,同时,这一政策也是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住天价薪酬的风气。

再者,一些具有议价能力的球员明显不接受俱乐部限薪的做法,开始给俱乐部施加压力,不接受税前工资,不接受限薪。如果俱乐部不答应球员的要求,球员将选择转会或消极比赛。迫于压力,俱乐部只能想尽办法来接受球员的要求。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开始不断揭露出一些规避工资帽的做法,这些做法在足协后续出台的新规也有明确的体现。总结归纳如下:

第一种:阴阳合同型。所谓阴阳合同,是指签订两份协议,一份上交中国足协的阳合同,一份双方私下的阴合同。阳合同按照足协的要求约定工资数额,阴合同规定超出部分的工资。

第二种:肖像权合同型。这种做法在孙某诉上海某俱乐部案件的判决中有明确体现,俱乐部与球员签订符合足协要求的薪酬合同,通过俱乐部的关联公司与球员签订肖像权协议发放超出部分的薪酬。

第三种:福利待遇型。俱乐部以住房补贴、交通补贴、伙食补贴、房产等明目向球员支付超过限薪部分的工资。

第四种:人才安家费型。由于各地方有企业人才引进政策,可以一次性向球员支付一笔安家费,来摊销超出合同薪酬部分的工资。

第五种:股票、债券型。俱乐部通过关联公司或集团公司,以股票、债券等形式,冲抵超过球员工作合同部分的薪酬。

第六种:关联方、第三方支付型。俱乐部委托第三方公司向球员支付超出基本工资部分的薪酬。

第七种:现金或实物发放型。俱乐部不通过银行转账,而是直接向球员发放超出部分的薪酬货币或等值实物。

面对俱乐部的各种神操作,中国足协眼花缭乱了。2018年底中国足协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管理职业俱乐部与教练员、球员合同有关工作的通知》(足球字【2018】891号),对于阴阳合同的认定成立联合工作组进行审查认定,联合工作组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审核和认定,以下类型的合同将被认定为“阴阳合同”:

1、在基本薪酬合同的基础上,对于实际为支付薪酬,但通过无商业实质或明显高于市场价值的“代言合同”、“签字费合同”等形式偷逃、规避缴纳税款、诱导违约的;

2、俱乐部通过关联方、第三方支付、现金或实物发放等方式,向教练员、球员支付薪酬的;

3、俱乐部与教练员、球员的合同未加盖“中国足协合同备案章”的;

4、经合同审查联合工作组审核,认定为“阴阳合同”的。

可以说,这一文件对实践中存在的工资规避形式进行了一定的例举和封堵。从2019赛季的实施情况来看,各俱乐部明显有所改观,违法成本的风险已经使得俱乐部有所忌惮。但是,从效果上来说,外籍球员不受限制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俱乐部的财务亏损状态。

2020年1月,中国足协下发《关于2020赛季职业联赛政策调整的通知》,规定中国足球协会在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2019-2021)的基础上,对 2020 赛季职业联赛相关政策做如下调整:

(一)国内球员

1.中超联赛国内球员与俱乐部新签署(2019年11月20日之后签订)的所有 薪酬合同每年税前总额不得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包括但不限于签字费、肖像权、房产、车辆、股票、债券等; 

2.入选国家队的球员在此基础上浮 20%,即与俱乐部新签署(2019年11 月20日之后签订)的所有薪酬合同每年税前总额不得超过1200万元人民币,国家1队球员以当年世界杯、亚洲杯及世界杯预选赛、亚洲杯预选赛的每场最终报名名单为准;

3.球员与俱乐部以外第三方签署的所有商业合同,需经中国足协或中国足协授权机构进行认定,流程包括: 

(1)球员或俱乐部需向中国足协或中国足协授权机构进行商业代言合同备案;

(2)球员或俱乐部需向中国足协或中国足协授权机构提供证明,证明商业合 

同与俱乐部或所代言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中国足协或中国足协授权机构成立专项委员会判定商业合同费用是否合理。如不合理,该合同金额将被计入球员薪酬总额。 

4.该薪酬标准不包含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2019-2021)中规定的奖金。 

(二)外籍球员 

1.新签(2020年1月1日之后签订)外籍球员薪酬不得超过税后 300 万欧元,包括但不限于签字费、肖像权、房产、车辆、股票、债券等; 

2.该薪酬标准不包含中超、中甲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2019-2021)中规定的奖金。

这一文件将外援的工资也纳入了限薪范畴,同时,对于外援工资的认定采取和内援同样的方式,外援终于不在被区别对待。这一调整可谓是中国足协为彻底改变金元足球的一大进步和努力。俱乐部想规避工资帽几乎没有了可能。不得不说,中国足协委托的国际会计事务所水平确实高。

但是,总有一句老话叫做,往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不能高兴的太早,要时刻保持警惕。

近日,看到一条新闻,觉得很有趣,某现役球员任职俱乐部高管。这样的神操作,在国际足坛鲜有未见。一名现役球员如何能够身兼数职,当然即将退役的球员兼职助理教练的我们见过,但是兼职俱乐部高管的却未曾听闻。透过这个新闻,我们可以做一些猜想和假设。

假如现役球员与俱乐部签订了一份工作合同,此份协议上交足协,如果是2020年1月1日以后签订的,不能超过税前1000万(国脚1200万)或300万欧元。如果是2020年1月1日之前签订的,则不受新政策的限制。但是,俱乐部作为企业怎么能同时与球员签订两份不同岗位的工作合同喃?显然,从法律上而言,这样签订的协议没有任何意义,也无法依据那一份协议进行扣缴个人所得税,缴纳社保。所以,显然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但是,是否可以变换与球员签订工作合同的主体喃?由俱乐部的关联公司或集团公司与球员签订一份高管的工作合同,然后委派其到俱乐部任职高管,如此一来,就是两个企业主体与球员签订了两个工作岗位不同的劳动合同,这样做并不违反劳动合同法,也可以名正言顺的规避足协工资帽政策,因为另外一份工资,是球员与俱乐部之外的公司签订的不同岗位的工作合同,其收入合法、合规,这份收入是工资所得,而非商业合同收入所得,中国足协也不得将其认定为阴阳合同或者商业合同。

如此一来,《关于2020赛季职业联赛政策调整的通知》还未发力,已经被成功破解了。工资帽政策规避形式的第八种模式也完美的诞生了。总结如下:

第八种:双份工作合同型。俱乐部与球员签订工资限额薪酬的工作合同,由俱乐部关联公司或集团公司与球员再签订一份不同岗位的工作合同,然后委派球员到俱乐部任职。

当然,上述类型仅为本人猜想和假设,不代表任何现实中存在这一做法。对于任何制度而言,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一劳永逸,总会在实践中发现制度的漏洞,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指责任何人,因为理性人总会做成本和效益分析,办法也总比问题多。

揆诸欧洲足坛百年发展史,亦是一步制度补丁史,他们走到今天也不是一步就走完的,也是经历过无法数次的斗争与妥协,前进与后退才走到今天。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坚持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一步步的走,即使有时走了三步又腿了两步,那又何妨喃,我们仍然不是又前进了一步吗?路在前方,只要我们坚信,我们就会到达梦想的彼案。

作者简介:吕伟,武汉大学体育法学博士,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法务总监,蒙古国际体育仲裁院外籍仲裁员,中国体育法学会会员。联系电话:15902765422。

懂球号作者: 吕博士法眼看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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